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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干越故地是中華文明又一中心發源地

2016-12-25 17:04:57 本站原創 佚名 【字體: 點擊數:

      江朝棟

 

中華民族有著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它是華夏族為主體的各地區,各民族的優秀文化的統一體和融合體。我們要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就必須深入發掘和研究各個時期,各個地域的文化,只有把各個地域優秀文化研究清楚了,我們才能繼承和弘揚,才能有力地批判民族虛無主義。
                                        

       ——摘自《江西文物》改名《南方文物》之改刊詞
               

被輕侮的“南蠻”               

大約自堯帝始,中原歷代統治階層中都不民族無主義者,他們對“南蠻”、北狄等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民族文化,幾乎全盤否定。究其原因,無非是害怕這些“另類”的經濟、文化發展威脅到他們的統治地位。
    何謂“南蠻”?
   “蠻”字原為“䜌”
mun。只因華夏人蠻人如蟲類,到了漢代改為“蠻”字,今簡化為“蠻”。早在顓頊時期,蠻人是活動于黃河流域的古老部落,后被羌戎、東夷等部落聯盟集團所打敗,而逐漸南遷至長江中下游、珠江流域、甚至更遠的印度支那半島等地,故而被稱為“南蠻”。又因南蠻部落里有不少三苗人,所以古時亦稱之為“苗蠻”。蠻人南遷后,大概是因為心存怨恨,仍然“不遵王道,不納王租”,并常有反叛,華夏人一直不曾停止對其打壓。《呂氏春秋·召類》載:“堯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之后的舜帝、禹帝更是窮追猛打,《國語.周語下》載:“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隸,下夷為民。”此時即有部分蠻人,逃至贛境內各地,與贛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古越人相融合。
   進入階級社會后,統治階級視蠻人為奴、為賊、為狗。
   所謂“下夷為民”,“民者冥也,言
其末見仁道”。“民”在甲骨文里正象載枷的奴隸。《周禮·秋管》里就有“蠻隸”,經常掠蠻為奴。《宋史·巢谷傳》認為蠻人是賊,“舟行會有蠻隸,竊其tuo裝”。夏禹時開始編寫的《山海經·西山經》描繪蠻人說:“其狀鼠身鱉首,其音如吠犬”……諸如此類懷有敵意的輕侮之詞,在故紙堆里可謂俯拾皆是。連受世人尊崇的孟子也不無譏諷地說過“今也南蠻鳩舌之人。”加之古代交通不便,中原文人對“方外之域”缺乏了解,故將整個江南、西南等地統統視為愚昧、落后、野蠻的蠻荒之地。在這方面最具有影響力的是兩部經典。《尚書·益稷篇》將中國劃為五服,以王畿為中心,每去五百里為一區劃,二千五百里以外的地方統稱為“荒服”。《周禮·夏官·職方》將中國劃為九服,劃分方法同上,第六服為“蠻服”。后人綜上兩說,遂有“蠻荒”一詞。歷代王朝基本上都是以中原為中心,依此機械地劃分,江西以及所有江南、西南等地,怎能跳出“蠻荒”的圈外?又,據傳孔子曾參與《尚書》的編寫,中國人自古以來奉“子曰”為圭臬,后學者不免多踵其誤。因為偏見,先秦之前的大部分史籍“言必稱三代”(堯舜禹),即以中原為中心,認為黃河流域才是中華文明發源地。有些野史為了佐證其論點,竟逞杜撰之能事,肆意渲染。而于長江流域基本不談或很少提及;由于膚淺,長期以來有些學究固守著一種陳腐觀念,說什么“商文化不過江南”。即便屬文,千篇一詞:“毒蟲叢生,瘴氣彌漫,一派蠻荒”云云,以至江南各地的歷史深空一直被陰霾所遮蔽。
   歷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嗎?
   考古學自近代“開課”以來,尤其是新中國建國至今,考古科學日趨成熟,考古工作者以其聰明才智,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不但掀去了萬年封土,也拂去了偏執而陳腐的史學觀。李榮芳、彭適
等著名學者一致指出,我們偉大而遼闊的祖國,不可能只有一個文化發源地。大量資料表明,南方的古老文化如同中原一樣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都是中華民族的搖籃,都是中華文明發源地。
那么,江南古文明中心在哪里?
   關于此,本無需不學不肖如我者喋喋妄論,因為考古成果已經證實,起源于贛境的優秀文化,不僅種類眾多,而且影響深廣。然,史界迄今仍無“中心”一說,給人于“群龍無首”之感。所以我不揣淺陋,斗膽拋磚引玉。

 

一、 萬年是世界稻作文化發源地

稻谷養活了全世界大半人口,稻作文化是人類構建文明社會的基礎中的基礎。設若沒有這個基礎,人類跨入文明的門檻,將不知滯后多少年。
   早年,關于稻作農業的起源地,有印度說、泰國說、日本山地說等等。中國的稻作耕種曾被認為是印度流傳過來的,因為在印度發現了最古老的稻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古稻田遺址。
   中原有個古老的傳說,四千多年前有一位農業發明者叫神農(炎帝),說他“始教民為
耜,以興農業。”《準南子·修務訓》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蚶之肉,同時多疾病毒害之害。于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谷,相土地,宜燥濕肥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今民有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龍是個多么可敬可佩,愛民勝于愛己的古帝君!然而問題是,四千多年前的神農不可能澤披先于他的“南蠻”。因為南蠻早其近萬年栽下了人世間第一株禾苗。
  1995年,在享譽世界的考古學家威尼士博士的倡議下,北京大學、江西省考古研究所、美國安德沃考古基金會聯合發掘了萬年仙人洞遺址。在距今15000年—12000年的文化層發現了人工栽培稻的植硅石,確鑿地表明在石器時代早期稻作農業已經產生。這一劃時代的考古成果,將之前浙江河姆渡發現的稻作歷史推前了近5000年,震驚了世界農業考古界。現在世人一致公認,江西萬年是世界稻作文化發源地。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新干縣大洋洲古墓出土了50余件青銅農具,有耒、鍤、犁、鐮、鏟、铚等,這是商代農具的首次發現,意味著贛鄱地區已進入農業文明時代,即使當時發達的殷商也不能與之比擬。


.干越人創造了天下第一陶

《太平御覽》引《周書》曰:“神農氏耕而作陶。”現在看來,此話純屬虛構之談。宋兆麟先生《我國農業起源的幾個問題》中說“農業的出現促進了陶器的發明,定居生活又為陶器的普遍使用創造了有利條件。”即是說,人類有了農業(似應包括早期季節性的看守農業),采集到的糧食開始有了剩余,需要陶罐裝好保存;燒飯時又需有煮器煮熟食物,于是人類便發明了陶罐、陶鍋、陶碗……從測定時間最早的出土陶片看,比稻做文化的起源還早幾千年,何來“神農氏耕而作陶”?況且陶器的發源地不在中原,而是遠在“蠻荒”地江西。
   考古學家彭適凡先生
的《試述南方早期印紋陶的特點及其淵源》說“湖北——洞庭湖以及贛北鄱陽湖地區的印紋陶拍印技術北上越過長江,到達江漢平原的時間有可能早到夏代”。他還以江漢地區出土的商代中期硬陶甕、尊、罐等舉例說:“幾何形拍印紋樣如方格紋、葉脈紋、云雷紋、S形紋和 文等,其紋樣作風和江西清江吳城、萬年肖家山等地出土的相似,”“有可能是模仿江南而燒造的,有的可能是直接從江南過來”。并指出;“吳城陶器的紋飾多樣繁褥,是中原商器不可比擬的。”“黃河流域至今發現的云雷紋或獸面紋,以(河南)龍山文化中發現的為最早,時代似比江南地區晚”。因此不僅不能說南方地區的印紋陶上的云雷紋、獸面紋、回紋等是受到中原商周青銅器花紋的影響,恰恰相反,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上出現的云雷紋或獸面紋的藝術風格,很可能給予了中原青銅器上的花紋以一定影響。
    考古界老前輩蘇
琦先生在談到陶的燒制時曾斷言“從鄱陽湖,贛江到北江是它的關建核心地區”。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美聯合考古隊在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仙人洞人發明的陶器屬于新石器時代最早的階段。2009年,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合作團隊,對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進行了第五次發掘考證,證實了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2萬年,這是迄今發現的世界最早的陶器,被譽為“天下第一陶”。這一空前考古成果,2012年已入選“世界十大考古發現”。


.干越人是瓷器的發明者

   瓷器是我國偉大發明之一,瓷器的英文名字China已成為中國的代名詞。現在誰都不會否認瓷器的燒制技術是中國人民在長期勞動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但對瓷器源于何時,陶瓷學界一直存在分歧,主要論點有兩種:
 
“陶瓷同源論”說:“瓷器源于魏晉時期,認為瓷器是從陶器產生出來的,即從原始社會的陶器,發展到商周時期的釉陶,再從釉陶發展成魏晉時期的青瓷。其文獻依據是“瓷”字的出現與使用始于晉。如潘樂的《笙賦》曰:“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不但有“瓷”字,而且有“縹瓷”之名。

  “陶瓷異源論”說:陶是陶,瓷是瓷,因其用材不同,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陶絕無可能變為瓷。持此論者認為瓷起源于商代。
  上述兩種論點孰是孰非?后來陶瓷研究工作者們達成共識:必先明確瓷的概念,然后再談起源。什么是瓷?多數學者認為:一要以瓷土作胎;二要經1200攝氏度高溫煅燒;三要沒有吸水性;四要瓷表施釉;五要白光透亮。
   建國后,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陽、二里岡等商代遺址中發現了一種青釉器,基本上符合上述五條,被稱為“原始瓷器。”上世紀七十年代,江西吳城商代遺址也出土了大量原始瓷器,清楚地表明了遠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期,我國南北各地就已能普遍的利用瓷土來制造原始瓷器。李科友先生指出:“吳城及其他商代遺址中出土的青釉器物,無論在胎質、火候、釉色和物理性能等各方面,都已接近魏晉時期的青瓷……,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它是我國最早的青瓷。”
(見李科友《略論江西吳城商原始瓷器》)
   2000年至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鷹潭市角山一帶發掘了至今為止我國最早、規模最大的商代窯廠—角山窯,不僅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原始瓷,而且找到了瓷土、龍窯、煉泥池、成品瓷以及陶瓷作坊等遺跡。
  上述三地的出土物均為商代,那么,瓷器的發源地在哪里?
  前文已經論述,萬年仙人洞在距今約2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就能燒制陶器。陶瓷學家李輝炳先生指出,陶與瓷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如原料的選擇,淘洗提煉,加工制泥,拉胚成型以及入窯燒制等工藝過程都是相同的,后者是從前者學來的,沒有長期以來制陶工藝的發展,瓷器是不可能發明的。”
(見李輝炳《略論瓷器的起源陶與瓷的關系》)
  掘此可知,二里岡、吳城、角山等地生產的青瓷,莫不受惠于仙人洞人制陶技術的傳承。近在咫尺的景德鎮市今已成為世界瓷都,無疑淵源于此。劉美崧教授在《干越續論》中

寫道:“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江西古代越族勞動人民,是幾何形印紋陶和原始瓷器的發明者。”

 

 

        四.干越人是江南酒文化的開創者

     酒是一種特具魅力的飲品。它以水的柔情,火的個性,滲透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無論你是達官貴人,還是平民百姓;也無論你娛樂或消愁,還是烹飪或養生……它都能令你血熱氣爽,身輕口香,飄然若仙,寵辱皆忘。無怪乎很多酒友們都說:發明酒的人真是太偉大了!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哪路仙長?                 

   《世本八種》(增訂本)陳其榮謂:“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一作杜康)作秫酒。”秫是一種粘性黍,人稱為黃糯。儀狄、少康皆夏朝人,意即夏代始有酒。又,北方民間傳說稱,發明酒的人名叫杜康,他在當長工時,有一次偶然把高粱米飯放在樹洞中,時間久了,發酵成了酒。所以開始名之為“久”。到了商代,甲骨文的創造者們按照裝酒的陶罐模樣,把“久”寫成“酉”。不知過了多少年,大概是因為酒中以水的成分居多,人們又在“酉”旁加水,于是成了“酒”字。
    由于古典文獻,民間傳說都認為杜康是酒的發明者,漸漸的“杜康”成了酒的代名詞。如曹操的《短歌行》曰:“何以
憂?唯有杜康”。幾千年來,從中原到邊鄙,對上敘說法從未有人質疑過。然,時至近現代,隨著酒文化研究的深入展開,特別是面對考古成果的似嚴峻挑戰,酒的傳統史觀猶遭雷擊,轟然塌。
   史學者們指出,從先秦的編年史《春秋》起到西漢的《史記》,兩部正史(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禮樂、天文地理、科學技術等均有述備,卻無發明酒的記錄。此后的史書和各種典籍中關于第一個造酒者的故事,都是根據不可靠的古代文獻編造的,其真實性不能不令人置疑。
    1954年至1957年,考古人員對西安半坡村遺址進行了五次發掘,在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刻有“酉”的陶罐,經檢測,這些陶罐距今達七千余年。當時黃帝都尚未出生,杜康安在?甲骨文安在?甲骨文中的“酉”也只能是陶文“酉”的遠代子孫了。顯然中國酒源于杜康之說不能再說了。于是,人們都猜測西安半坡村一帶可能是中國酒的起源地。
   江南酒文化源于哪里?
   據有關資料介紹:黃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類之一,三千年前(商周時期)產于浙江紹興、安徽宣城、江西吉安等地。這些地方是江南酒文化的發源地嗎?據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62年江西萬年新石器遺址墓葬的調查與試掘》載:肖家山墓出土紅陶斝2件,送嫁山墓地出土紅斝四件,器身似杯,三空心圓錐形足,火候甚低,已破碎,具有新石器時代末期遺址特點,可見這六只斝距今當有五、六千年以上。
    何為“斝”
jia ?《辭源》注曰:“古代(銅制)酒器,盛行于商代。《史記·殷本紀》載,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有人推測紂王與妃子們用的酒杯,可能就是這類銅斝。《詩·大雅》亦曰:“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斝,爵也。夏曰,殷曰斝,周曰爵。”說白了,斝是古代人用的一種酒杯。
    史界有專家指出:“一般來說,有了酒才有酒器。”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干越族的先民們在五、六千年前就已能釀造美酒了。比浙江紹興等地的黃酒,至少早1000多年。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萬年仙人洞人1萬多年前創造了稻作文化、陶文化,說明這里最早具足釀酒原料以及釀酒的陶制工具。而紅陶斝的出土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我們,江南酒文化發源地依然是“天下第一陶”的故鄉。

 

.商代前期干越人即有自己的文字

    漢字源于何時何地?怎樣產生?迄今仍然是個謎。
古史與教課書上都說,黃帝的史官倉頡聰慧過人,面對鳥獸足跡突然頓悟而發明了文字。這個近乎寓言的傳說,今天在小學生中不知還能欺蒙幾人。創造文字是個多么復雜而龐大的工程,它只能由勞動人民在長期勞動實踐中逐步產生,不可能有某個人獨立完成。倉頡至多可能只是整理文字的一個代表人物而已。
    目前,人們都認為甲骨文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后是金書,然后是篆書、隸書、楷書、最后產生了行、草書。甲骨文之前是否還有更古老的原始文字呢?
    江西吳城遺址被發掘后,考古人員發現了文字符號160多個,它們刻畫在陶器、石
、陶刀等工具上。這些刻有文字與符號的陶器、陶片,經測定最早的產于商代前期,距今約3500年以上。在眾多陶文中,有一部分是屬于象形文字,

                  ——引自彰適凡《吳城文化屬考辨》

  1983年至1986年,鷹潭角山窯出土了幾十萬陶瓷碎片,以及完整和可復原的陶瓷三千余件,絕大多數可以問祖至3500多年以前的商代前期。陶片上刻有2500多個神秘符號。這說明只有陶瓷生產規模宏大,商品交易繁盛才會發明這么多刻符。作家銥人在《拼貼角山窯》中詩意的想象說:“陶工在刻符時是否在喃喃自語,把古老的語言記在器物上呢?”她在《吳城.方國湮滅》一文中還說,最令人驚嘆的是陶文“刀”、“臣”、“魚”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一脈相承。吳城的“臣”字與甲卜辭、青銅銘文完全一致,“它們比甲骨文還古老,是最早的文字。”“這些文字是否是漢字的雛形,漢字真正意義上的鼻祖?則需要找出陶文與甲骨文的演進關系,倘若演進關系成立,漢字起源的謎底將被揭示。”
   對于上述情況,考古界的專家們指出,南方的部分幾何印紋陶上刻劃的文字與符號,只有少數與中原出土的一樣或近似,大部分不曾見于中原,可見南方有著自己的文字體系。
令人惋惜的是,中原統治者統一中國文字時,未將陶文納入甄選之列,致使絕大多數陶字于今不辨其聲,難釋其義。好在歷史裁判公正而睿智,凡已開始使用文字的地方與人群,即已從蠻荒歲月跨進了文明時代。

 

.仙人洞人—中國最早的畫家

寧琳先生說在《百越文化》中說,百越人民所創造的文化是我國古代文化的組成部分。因此百越民族文化中的美術,也是中國美術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陶器刻繪是新石器時代越族先民們日常生活中最流行的畫作。表現形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比較簡單抽象的圖案裝飾畫,二是表現真實具體的動植物形象畫。
   中國美術發源地可能就在江西萬年仙人洞一帶。因為早在八九千年以前當地的越族先民們就已在陶器上刻畫了方格紋和戳印有圓圈紋的簡單圖案裝飾。這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美術圖飾。在稍晚的江西修水跑馬嶺、清江筑衛城等遺址,都出土有數量不等的幾何形花紋陶器。這些陶器上的幾何形花紋,一部分是直接刻畫在陶器上,大部分是先將紋樣刻畫在陶拍上,再拍印在陶器體表面。所以,我們現在可在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上看到許多完全相同的圖紋。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階段,圖案種類較少,也較為簡單,而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則有了很大的發展,花樣的種類形式日趨多樣化,有大小方格紋、網狀紋、編織紋、圓圈紋、圈紋、旋渦紋、曲折紋、水波紋、葉脈紋、席紋、云雷紋等,并出現有多種紋樣組合的情形,如編織紋、螺旋,劃紋與圈點紋等組成的紋飾圖案。此后,在閩浙等地又出現了一種彩繪裝飾。這些彩繪陶器的花紋,以幾何形為主,但紋樣一般較上述刻畫紋簡單,色彩則以米紅,青色,黑色和褐色為主,可能是在萬年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到了商周時期,陶紋圖飾又增加了許多新花樣,如回紋、米字紋、S形紋等,尤其是幾種以上的紋樣組合越加發達。
值得稱道的是,萬年雷壇遺址出土的西周陶式“纏枝牡丹花卉紋,”線條流暢,形象逼真,可見先民們的裝飾技藝已經非常高超,對事物觀察入微,寫實臨摹已到嫻熟程度,此佳作堪稱不可多得的珍品,或許是目前能見到的纏枝牡丹最早版本。”今天,瓷都景德鎮的陶瓷的紋飾已經播譽全球,看來絕非無根之花。

 

.干越人的紡織技術曾經領先中國

    1979年秋冬,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對貴溪縣仙巖懸棺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科學發掘,出土了竹、木、陶、瓷、玉、麻制品及紡織工具,樂器等珍貴文物兩百余件,經測定,貴溪縣棺距今2590年左右,相當于春秋戰國時期。
   在這批出土的文物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一套較為完整的紡織工具,包括繞線板、剔紗刀、打緯刀、揉紗棍、引緯桿、吊綜桿、撐桿、刮麻刀、理紗棍、夾布棍和梭子等。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鑒定,干越人當時使用的是比較先進的“斜織機”,而中原各地當時使用的是“踞織機”,織者席地而坐,雙腳抵住繞紗棍,全靠雙手提綜開口,穿線引緯,用力打緊緯線。這樣重復操作勞動強度極大,生產效率聚極低。斜織機的結構比踞織機復雜,織布時經面騰空,利用杠桿原理改用腳踏提綜,手拋飛梭,可以更快的引緯、打緯,織布速度和質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考古學家劉詩中、張衛東
在《進步的紡織技術》中:“貴溪出土的紡織品有絹、大麻布、苧麻布和印花織物數類,其中以印花織物最為珍貴。”經鑒定,絹的原料是家蠶絲,多數經緯密度大致相等。經紗每厘米60根,緯紗每厘米26根,經緯寬度為:經線0.12-0.15毫米,緯線0.18-0.20毫米。古人曾贊道:“一端長四丈,卷而入之小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余金也。”
   在此之前,人們都以為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印花織物最早,而貴溪卻出土了春秋戰國時印有銀白色花紋的苧麻布,證明了干越人在紡織領域當時處于中國領先地位。此后,同樣地處江南而與貴溪相距不遠的蘇州,杭州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絕非偶然。

 

     八 干越人是劍文化的開創者

《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柙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祈序雜子》曰:“劍,產于干越。”

現存中華文物中有兩柄越王州句劍,曾引起史壇轟動。一藏于臺北古越閣,一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兩劍均鑄有“余邗工利”等字樣。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認為“是余邗一地一名工匠利所鑄。”并指出,這種銅錫復合鑄劍術早已失傳,但在余干卻以另一種形式傳承了下來,付福安的銅鐵復合剪就是這種技術傳承的產物(1916年參加巴拿馬國際博覽會獲得特等金獎,被譽為“天下第一剪”)。董楚平、金永平在《吳越文化志》中亦說:“是余干工匠為越王州句制造”。據陳夢家的《六國紀年》考訂,越王州句(勾踐之曾孫)在位年代為前448412年。即是說,越王州句劍系戰國早期產物。

無獨有偶,1982年余干縣東山百貨公司改建時出土的“圓莖青銅劍”,經專家考證為“干越青銅劍”,鑄造時間亦系戰國早期。

   《文獻通考》說:“產銅之地莫盛于東南,鼓鑄之利莫盛于江西矣”。亞洲最大的銅礦德興銅礦,以及永平、東鄉銅礦都在古余干境內。越王州句選擇在余干鑄造青銅兵器是順理成章的事。《讀史方輿紀要》卷八十五記載:“葛溪水經縣(弋陽縣,古屬余干)西二里,昔歐冶子居其側,以此水淬劍。”《文苑英華》注解中也寫到“莫邪”寶劍祖師干將在葛溪引水淬劍的故事。唐詩人張祜《題弋陽館》曰:“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葛溪漫淬干將劍,卻是猿聲斷客腸”。《尹子▪勸學》曰:“使干越之工鑄之以為劍。”所以,現在眾多學者都認為“著名的鑄劍大師干將、歐冶子應該就是干越工匠”。并稱干越劍“是越族文化的最高成就。”

    筆者想說的是,春秋時的干將、莫邪恐怕還不是干越族中最早的鑄劍師。北宋詩人張表臣《西戍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嘗藏之余曾戲題》:“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鵲虛煩用夜光。切玉昆吾寧刺豕,斷蛟干越豈刲羊。”意在諷喻穆王你那樣喜歡西戍寶刀,“嘗藏之”。那切玉如泥的昆吾劍難道是用來殺豬的?屠龍斬蛟的干越劍豈是用來宰羊的?穆王姬滿于前976---921年在位,可見在此期間,干越人就已能鑄造干越劍了。和已經出土的眾多春秋劍相比,干越劍當是中國有稽可查的最早的名劍。


               

             .余干是百越咽喉

   《江西省輿圖》序曰:“江西古楊洲之地,水陸四通,山川特秀,咽扼荊淮,翼蔽吳越。”縱觀干越故地,倍受古人青睞的水路交通可謂得天獨厚。她東貫信江、西擁鄱湖,南接贛水、北通長江,更有撫河、昌江、修水、樂安河來朝,譽之為“中國水都”毫不為過。因而早在春秋時期,這里就成了楚、吳角逐之地;戰國之前是華夏族和古越族經濟、文化、軍事往來頻繁的要沖;而在秦漢以后又是通往嶺南,溝通百越的前沿及后勤轉運地。為證明這一點,我們不妨看看“秦征百越”,“漢拓南疆”的行軍圖。
   蔣炳釗先生在《東越歷史初探》中寫道:“秦始皇進攻嶺南時派尉屠雎率五十萬大軍分兵五路出擊,”第五軍“則結余干之水”,因為“余干之地,正當閩越之襟領。”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更加驕橫暴虐,導致了大規模農民起義,番君吳芮率眾起兵彭蠡之濱。梅銷自臺嶺(今大庾嶺)率軍沿贛江北下,經余干直奔番陽與吳芮聯合反秦。
   蔣先生在上文中還記述了漢武帝伐閩的進軍情況。“漢軍從浙江慈溪出發”,“樓船將軍楊樸出武林”,武林在余干東北三十里臨大湖。“中尉王溫舒出梅嶺”,梅嶺離豫章三十里,是一古驛道,直指閩西。“越候為戈船下
將軍,出若邪、白沙。”白沙與番陽交界。由此可見,在交通極不發達的古代,余干就算得上交通樞紐了。
   吳畏先生在《江西交通史話》中提到,秦末漢初江西便開通了一條通閩大道,古稱贛閩大道。其路線是從余干循信江至鉛山、江山、翻過仙霞嶺,東入甌江至溫州,南入閩江達福州。
   此路后又稱贛浙大道,有“八省通衢”之美譽。(實為九省即閩、蜀、湘、贛、浙、兩廣、云、貴。)京杭大運河疏通后,亦可從南昌至余干循信江到玉山往東,經常山,沿新安江到杭州,然后下運河到蘇州、揚州,繼而北上中原,直抵開封北京等地。中原人下江南同樣可沿大運河經杭州至江西,溯贛江到廣東。這就是隋唐以后形成的新京廣大道,是當時溝通南北最繁忙的黃金之路,為沿途的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發揮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古余干人把此路的余干地段親切地稱之為“干越路”。唐著名詩人獨孤及在《題思禪寺上方》詠曰:“渺渺之干越路,茫茫春草青,遠山噴百谷,繚繞馳東溟”。到宋代,江西是連荊湖,帶吳越,引江淮,過南海,舟車絡繹,路通四方的江南交通中心。
繁忙的水運需求,無疑會促進造船業發展。江西的商周遺址出土有凹刃斧、錛及弓背石鑊等造舟工具,證實了干越人造舟、用舟和善于水戰的傳說。周成王時還有“干越獻舟”的記載。《漢書.嚴助傳》載:“其入中國,必下領水(即今贛江),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余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據史載,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全國共有漕船2916艘,江西占1130艘,為全國第一。

結束語

   有位考古學家說過:“運用地下實物資料,探索古代民族的蹤跡……其說服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往往非文獻所能及。”
   史學界亦有學者教導我說:“寧信秦磚漢瓦一類之鑿鑿物證,而不取出自傳說之洋洋宏論……”
   我篤信前輩們的經驗之談,是以有此拙文。在此我還想指出的是:在中國古代,與眾多民族部落相比,我們干越族的先祖們人數較少,
據的地域小。但在探索文明的暗途中,它們發出的光卻能照亮中外,發出的熱可以流向無限。即是說,無論多么遙遠的未來,全球大半人的身上衣、盤中歺、手中瓷,途中船……仍將是干越人智慧的延伸與發展。應予警醒的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祖先留給我們子孫后代的不僅僅是享受與自豪,更重要的是勤勞、智慧和勇于創造的進取精神。作為干越族的子孫,我們怎樣才能無愧于偉大的祖先?明代洪應明先生在其《菜根譚》中說的好:
  
問祖宗之德澤,吾身所享者是,當念其積累之難;

   問子孫之福祉,吾身所貽者是,要思其傾覆之易。
   筆者貧無新句,愿借先哲良言與我余干父老鄉親們共策勉!

                                       完稿于20166

【編輯:彭衛東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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